从大的尺度而言,中国人一次一次举起平等大旗,每次做的却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事,这是由于整个中华民族缺乏自我意识,没有能力看清自己的行事逻辑之中的矛盾、没有能力思考自己在做的事是否符合自己的终极价值。

中国近代社会革命中的平等理想


在中国历史上的社会革命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口号,这就是平等。本文讨论造成这个现象的社会现实、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具体内容、平等理想难以实现的原因、以及平等理想在未来中国社会中的前景。

1. 中国历史上的平等理想


翻开中国历史,不难注意到不断出现在历代农民起义中的“平等”和“平均”的口号。历史学家罗尔纲总结道:

“在东汉末年的农民起义中,农民领袖张角太平道组织农民,提出「平」、「均」的教义。到唐朝末年以后,农民战争又进一步提出「等贵贱、均贫富」的口号。唐末王仙芝起义时,自称「天补平均大将军」,就是以均有馀补不足的平均思想为号召。北宋初,王小波起义号召群众说:「吾疾贫富不平,今为汝均之」。南宋锺相起义的口号是「法分贵贱贫富,非善法也。我行法当等贵贱,均贫富」。到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就以「均田免粮」为战斗口号,於是便由「等贵贱、均贫富」再进一步明确地提出均分土地的要求。”【1】

到了晚清,太平天国的《天朝田亩制度》宣告:

“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务使天下共享天父上主皇上帝大福,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盖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归上主,则主有所运用,天下大家处处平匀,人人饱暖矣。”

这是中国历史上关于平均土地权利的最详尽的宣告。在清末,农民起义在全国各地此起彼伏,而其中太平天国一枝独秀,“时间经十九年,势力遍及全国内部十八省,其规模的宏伟,影响的深远,是历史上任何一次农民战争所无可比拟的。”【2】其之所以获得巨大成功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个是其“宗教魔力” ,如郭廷以所记:“天王诏令,亦屡屡说道:‘万事皆是天父天兄排定,万难皆是天父天兄试心。各宜真心坚心耐心。放胆欢喜,踊跃向前。眼前不贪生怕死,不贪安怕苦,后来上天堂,便长生不死,永安无苦。’……这种神道麻醉,精神训练,确为太平军战胜攻取的大原因。”【3】第二个便是它提出的旗帜鲜明的平等口号:“当金田起义的号角一响,“同家食饭”、“同打江山,共享天福”等为农民大众所向往的口号提了出来,这就成为动员群众的无比巨大的力量,使成千成万的群众风起云涌似地聚集到太平天国的大旗下来。”【1】

平均和平等在现代汉语中的字面意义有所不同:平均多用在物质层面,指人与人之间有一样多的财产;平等则多用在意识形态的层面,指人与人之间有一样高的地位、一样多的权利。但在古时农民起义的口号中,两个词是可以互相替换的词汇。

在清朝灭亡之际,孙中山也高举起平均和平等的大旗,三民主义的基石政策之一便是“平均地权”(历史学家简又文认为孙的这个主张直接来自“天朝田亩制度”的启发。【4】)毛泽东在其名篇《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记下了孙中山宣扬的平等思想在农村目不识丁的农民那里产生的影响:

“孙中山先生的那篇遗嘱,乡下农民也有些晓得念了。他们从那篇遗嘱里取出了‘自由’、‘平等’、‘三民主义’、‘不平等条约’这些名词,颇生硬地应用在他们的生活上。一个绅士模样的人在路上碰了一个农民,那绅士摆格不肯让路,那农民便愤然说:‘土豪劣绅!晓得三民主义吗?’长沙近郊菜园农民进城卖菜,老被警察欺负。现在,农民可找到武器了,这武器就是三民主义。当警察打骂卖菜农民时,农民便立即抬出三民主义以相抵制,警察没有话说。湘潭一个区的农民协会,为了一件事和一个乡农民协会不和,那乡农民协会的委员长便宣言:‘反对区农民协会的不平等条约!’”

平等理想对底层人民的号召力由此可见一斑。他们久被社会的不平等践踏,渴望被尊重、渴望有发言权。

毛泽东自己则是中国历史上平等理想的集大成者。1937年,毛泽东在一封信中说:“我们这里(延安)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伙夫,待遇相同,因为我们的党专为国家民族劳苦民众做事,牺牲个人私利,故人人平等,并无薪水。”【5】一篇怀念毛泽东的网文写到:“中国人民解放军至今沿袭了一个有别于全世界所有国家的做法:司令称司令员、警卫为警卫员,伙夫叫食堂管理员、还有通信员、司号员、指战员等等,无论官阶高低统统是革命军队的普通一员,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反映了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的官兵平等的主张之细节。……人民军队在战斗中发展壮大,毛主席的官兵平等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解放军的指挥员喊着‘跟我冲’与国民党长官的‘给我上’也就注定了国民党军队的败局,很多从国民党投诚的士兵加入到解放军队伍后,被解放军指挥员的兄弟般的友好善待感动得痛哭流涕。”【6】

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比国民党的更暴力、更激进,也更成功地动员起了底层农民。

现在,虽然毛泽东已经去世近半个世纪,许多中国人对毛泽东时代仍然念念不忘。最勾起他们怀念的就是毛时代的平等。国内自由派的著名人物朱学勤认为,老百姓怀念毛时代的原因之一“是对社会不公的不满”:“虽然邓小平的经济改革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巨大好处,但在社会公正和弱势群体的权益方面,却出现了大量问题。……老百姓看不到能够用一种非毛式的、更民主更法制的方式,来解决他们处境日益恶化的问题,所以自然而然就想回到毛时代那种虚幻的人人平等、工人农民领导一切的时代氛围中去。”【7】新左派学者韩德强则认为,“中国社会现在对毛泽东时代的怀念……是(怀念)社会关系上相对平等的精神和社会风貌”。【7】两位学者观点完全对立:后者认为毛时代的平等是美好的向往,前者则认为这是“虚幻”的。不管毛时代的平等是真实还是虚幻,下层民众对一个平等社会的殷殷期盼是两者的共识。

从这些叙述来看,对平等的向往或许是中国历史上推动社会变革的最强大的原动力。

2. 中国社会的不平等现实


平等理想之所以对底层民众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以至于成为中国历次社会革命运动的主要口号,一个直接的原因是中国社会中历来存在的社会成员经济地位的严重不平等。史上对此的记载俯拾即是,著名的如晋惠帝听说“天下饥荒,百姓饿死”时向手下人提出的问题:“何不食肉糜?”。到了唐朝,诗圣杜甫是记载下层民众疾苦的代表人物,其“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是老幼皆知的名句。晚清时期的太平天国起义的大背景是“地主阶级过的是‘席富厚,乐骄逸,诙调舞歌,穷圆林亭沼倡优巧匠’的淫逸靡烂生活。而被兼并被剥削的农民,却过着丰年啼饥寒,凶岁填沟壑的悲惨生活!”【2】

对不平等现象的描述也大量出现在文艺作品中。水浒中的“农夫心内如汤煮,公子王孙把扇摇。”尽人皆知。《红楼梦》中刘姥姥得了王熙凤的二十两银子后欢喜道:“你老拔一根汗毛,比我们的腰还壮呢。” 喜剧的叙事手法写出的是辛酸。这些自然反映了作者所处时代的现实,而这些描述在历代后人中的广泛流传也反映出大众对自己所处时代的不平等现实的愤怒和不满情绪。

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自诩为史上最平等的社会主义制度。他们夺得政权后,在每个地方政府的大门口都挂起“为人民服务”的巨幅匾额。而当代中国的贫富分化远高于西方国家也是不争的事实。上文提到的当代中国下层民众怀念毛时代的重要原因便是社会中严重的贫富分化。

但是,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差距是每个国家、每个时代都有的现象。不管一个社会的福利救助机制如何完善,其中的每个社会成员的家世渊源不同、所长的技能不同、得到的机遇不同,这些因素都会导致他们的财政状态迥异。另一方面,大多数人都懂得绝对的平均并不是一种正常的社会状态。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在中国的高考中,高分者上名牌大学、低分者上普通大学的体制是绝大多数人都认可的体制,很少有人因为自己的孩子刚达二本分数线而未被北大清华录取而顿足捶胸。同样,多数人也并不认为所有比自己富裕的人的财产都是不义之财、其中都该有自己的一份。大多数人要求的平等是基本权利的平等,而不是财富绝对数量的平等;这些被大众普遍认可的原则就是自然法则。贫富分化本身并不是大规模暴力革命的充分条件。

在造成社会大规模动荡的原因之中,比社会成员之间的经济地位不平等更重要的原因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和权利的不平等。在极权社会中,权力是一切资源之母,财富只是权力的副产品。在八九运动中,游行队伍中喊得最多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而腐败和官倒的财富都是得自权力。运动被镇压之后,中国社会中的贫富分化持续扩大,在当代,富人之中最富有的一群人绝大多数正是把握政权权力者的家族成员。“邓小平韬光养晦,和西方做生意。三十年下来,到习近平手上,按红二代的说法,固定资产两万亿。”【8】反过来,如果不属于核心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即使当上了亿万富翁,也随时是刀俎上的鱼肉。从2020年底开始,中国一些私企巨头被政府严厉打压,有人把这个现象解释为中国从重视效率向重视平等的转向。实际上,这个现象说明权力的进一步集中,所以中国社会不是在变得更平等,而是在变得更不平等。

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包括生命的权利、个人财产和尊严的权利、被法律和规则平等对待的权利、言论权利等。在中国社会中,虽然这些权利并没有严格的法律和公共道义保障,但每个人都在一定程度上拥有这些权利仍然得到了大众的认可。《水浒》中的林冲被构陷、《红楼梦》中贾宝玉的婚姻被干涉的故事之所以能得到大众的普遍同情,就是由于个人权利,尤其是弱者的权利不应该被强权侵犯的自然法则在大众的心中起作用。

个人权利的天敌是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在极权社会中,权力阶层的权力没有制约的机制,所以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也没有保障的机制,这是极权社会中的每个人时时感觉到的不安全感的根源。

在每个极权王朝的初年,统治者与将他们捧上台的普通大众的合作关系余温尚存,皇帝励精图治、官员小心翼翼,普通大众还能找到被统治者尊重的感觉。随着王朝从青年到盛年、再到末年的演变,不受制约的权力在所有的方向上扩张自己的领地,下层民众越来越没有立锥之地,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和权利的不平等越来越加剧。中国俗语中的“官逼民反”、“逼上梁山”描述的就是这个过程。大众最感到愤怒的并不是财富的不平均,而是基本权利的不平等。太平天国起事之后如干柴烈火般急速发展,这除了当时中国经济恶化、人口与资源的落差加剧等因素,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成员个人权利的越来越严重的不平等。同样的演变也在当代每个人的眼前展开,这就是中国从1976年文革结束到现在的政权权力的不断扩张和公民权利的不断丧失。

导致了中国人对平等的渴望的原因就是极权体制中的这些不平等。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中的女主人公常宝有一段著名的唱腔:

盼星星盼月亮,

只盼着深山出太阳,

只盼着能在人前把话讲,

只盼着早日还我女儿装.

只盼讨清八年血泪账,

恨不能生翅膀持猎抢

飞上山岗杀尽豺狼!

盼是对未来的希望,盼的背后则是对当下的绝望。常宝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常宝唱段中对社会现实的仇恨情绪在历代中国人之中的普遍存在则是真实的。在每个王朝的末年,这些情绪发展为社会的主导情绪,善于把握社会脉搏的革命家们只要举起平等的大旗便一呼百应。

从世界历史来看,虽然每个国家中都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贫富分化,矛头直指社会不平等的周期性大规模社会动荡基本上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这是中国社会中权利和权力极度不平等的直接结果。

3. 平等关系的具体内容


这一节中讨论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的具体内容。两个人属于同一个社会阶层并不一定表明他们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的,因为这样的“平等”完全可能只是一种暂时、偶然的状态,如同拥挤的大街上两个人走得很近并不说明他们之间关系的亲密。人经常并不满足于自己与他人地位相当的状态,每个人可能都在竭尽全力来颠覆这种状态。他们之间可能是争夺同一些有限资源的对手的关系,甚至可能是死敌的关系。即使他们眼下有共同的利益,有愉快的合作,他们将来可能会有发生利益冲突、由合作者变成权力争夺者的那一天。在太平天国的领袖洪秀全和二号人物东王杨秀清之间,一个是万岁,一个是九千岁;一个善于作意识形态的鼓动工作,一个长于实际事务的管理;看起来地位几乎相当,彼此分工合作极有效率,似乎是平等关系的典范,但后来事态的发展表明并非如此。

人与人之间的真正平等关系可以用日常生活中最接近于平等的关系 - 朋友之间的关系 – 为例来说明。朋友之间的关系有如下几个特征:

(1)每一方都需要对方的存在,而这种需要主要是精神的需要。一方不视另一方为利用对象、竞争对手、或纯粹的利益伙伴。

(2)在双方的意愿和判断不同的时候,每一方都尊重对方的意愿,并懂得为此约束自己的意愿。每一方也都尊重对方的判断,并从交流中吸取营养来修改自己的判断。

(3)每一方都认为双方的平等关系是于己、于对方最有益的关系,每一方都不希望打破这种平等的关系、把对方踩在脚下。

总之,平等的关系意味着双方之间的权利的平等、意愿的平等、以及由此产生的对双方都有益的交流。中国的文人阶层有一句流行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这从一个角度表明平等的朋友关系对一个人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意义,也或许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人对平等关系的向往。

但另一方面,在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关系中,朋友关系是一种“奢侈品”:它需要自己不以对方的存在为威胁。安全感被打破时,朋友可以转眼就变成仇人。洪秀全与杨秀清、毛泽东与刘少奇在结识的初期可能都有一些朋友关系的成分,然后这种关系在一方感到另一方的威胁时迅速变质。

广义的人与人之间的平等关系并不限于朋友之间的关系:它并不需要他们之间的深层次交流,而只需要每个成员满足于自己与他人的基本权利平等的状态、尊重他人的人格和独立意愿、节制自己的权力欲和控制欲。它应该是一种得到其成员呵护的稳定关系。朋友之间的关系只能存在于几个人之间,而广义的平等关系可以存在于整个社会之中。

当两个认知不同、意愿不同的人之间发生交流时,如果他们之间的权利是平等的,那么最接近于真相的那个认知或意愿就被尊重,交流的最终结果是真理被发现。所以,在平等的关系中,享有最终发言权的是真相和真理。在不平等的关系中,享有最终发言权的是地位,真相和真理被冷遇;也就是说,享有最终发言权的经常是谎言。这就是梁启超说的“两平等者相遇,无所谓权力,道理即权力;两不平等者相遇,无所谓道理,权力即道理也。”

如果成员之间无法达成共识,现代文明社会采用的解决办法是一人一票的选举,其结果是虽然多数方的意愿得以施行,少数方的意愿仍然合法存在,还有在未来赢得多数、得以施行的机会。

近代以来,西方社会中建立的社会成员之间的相对平等的关系导致真相被尊重、真理被发现,其结果是科学技术水平突飞猛进。与此相比,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自从四大发明之后就裹足不前,其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社会中的不平等对真相和真理的窒息。

除了对科学技术的阻遏,社会中个人权利的极度不平等也阻遏了个人的心理和认知的成长,导致大多数人的生活脱不出贪婪和恐惧的动物基本本能的范畴。动物本能在社会中的猖獗反过来又增加了社会成员之间的敌意、加剧了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其结果是中国虽然周期性发生以平等为理想的大规模社会动荡,社会中的极度不平等现象却数千年来岿然不可动摇,并且在当代似乎比古代更加严重。

4. 社会革命中的平等理想的实现状况


下面以近代的几次重要社会变革,即太平天国、国民党和共产党为例来看社会改造者们的平等理想在现实世界中的实现情况。

《费正清中国史》说:“太平天国标榜平等,但其内部则是尊卑有别,上下森然。”【9】自然,在任何大型的组织中都不可能做到成员之间的权力和地位的完全平等,但是在一个以平等为原则的理想之内,每个成员的个人权利被尊重是完全可能做到的。经验和能力超群者被经验和能力不足者委托授权运作组织事务,委托者有知情权,对受托者有监督权、罢免权,两者之间并无尊卑之别。太平天国的“尊卑有别”显然与他们宣扬的平等理想背道而驰。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如此评价洪秀全:“他发起火来就会杀人”。对杨秀清的评价则是“杀人不眨眼”。【10】罗书出版于中共建政之后的对农民起义无条件歌颂的时代,其基调是对太平天国极尽赞美之事,那么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对洪杨仍然作出这样的评价足可说明二人的残暴。他们不仅不认为下属与他们有任何平等的权利,连其生命权利的合法性都拒绝承认。

洪秀全写的《天父诗》云:“只有媳错无爷错,只有婶错无哥错,只有人错无天错,只有臣错无主错。”自然,他自己是“主”,而其他人是“臣”。他完全没有打算按照平等原则,将自己的浩荡权力分给别人一些。1853年3月,洪秀全身穿龙袍,高坐十六抬大轿进入南京【11】,“盖驱策万众,喧阗数十里,居然万乘之尊。”【12】进驻皇宫后,“连进膳时,也要放礼炮、奏乐,鼓声、钹声、锣声与炮声交作,直到膳毕,各声始停。”【10】他在最纵情地享受自己与其他人的不平等。

洪杨手下的各级官吏也在纵情享受自己与平民的不平等:“王侯丞相检点指挥(均为天国高官名称)外出,大小官员兵民均需回避,如回避不及,应跪于道旁;如对面行走,即行斩首。”【3】

新生的太平天国播下了两颗种子:一颗是《天朝田亩制度》宣扬的农民土地权利的平等,另一颗是其组织结构的极度不平等。前一颗种子全无生命力:《天朝田亩制度》未能广泛推行,最后无疾而终。后一颗种子的生命力极其旺盛,不断开花结果:太平天国攻城略地之后的杀人狂潮及其后期内部的血腥权力斗争是晚清历史上浓重的一笔。两颗种子的不同命运的原因是:平等只存在于他们的幻想之中,不平等才是他们从小到大每天耳濡目染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基调。

再来看洪秀全的仰慕者、被后人尊为“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和中华民国国父的孙中山。不少历史学者的研究表明,孙中山只是辛亥革命时期革命党的众多各有长处和缺点的领袖之中的一个,其人格力量、思想水平和对中国社会变革的贡献被后人出于政治目的而大大拔高了。“为了寻找政权合法性的依据,国民党及其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从奠都南京之日起,便不遗余力装扮和神化孙文。它发表《宣言》向全世界宣布:‘总理中山先生所创造之三民主义,实为结合中国民族之历史的文化精神与现在世界之科学的学术经验而成之革命的最高指导原则。此一原则,不特足以指示中国之国民革命之理论与行动;全世界一切人类欲求得普遍而永久之和平而进步,其政治的、社会的组织,国家与人民之行动,绝不能背离此原则。’” 【13】蒋介石把孙中山神化,是为了要把作为孙的嫡传继承人的自己神化。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意味着每个人的思想和见解之间的平等,而把一个人的见解立为“最高指导原则”、“全世界一切人类”“绝不能背离此原则”,就把其他人的见解扫地出门,把领袖和喽罗之间的门槛划定,也就没有什么平等可言了。

关于孙中山对平等理想的具体实践,从陶成章等起草的一篇声明中可以看出一些端倪:“凡反对彼(孙文)一人者,尽诬之为反对党,或曰保皇党,或曰侦探,意欲激怒极热心而不洞悉内情之同志,使之互相倾轧,以快其初愿。”【13】虽然陶成章自己也有心胸狭窄、独断专行的问题,他指出的孙中山的问题也是事实。对于民族关系,孙的主张是:“必要满、蒙、回、藏,都同化于我们汉族,成一个大民族主义的国家!”【14】在这里,他的平等理想也不见了踪影。其它民族的文化只该等着被汉族消灭。

接下来,可以从中共的“革命圣地”延安的情形来考察中共的平等理想的实现状态。“延安,这个远在西北一隅的小镇,尽管物资匮乏,条件艰苦,但依然不妨碍它成为温暖、明朗、坚固和蓬勃向上的圣地,成为青年人梦寐以求的理想所在。当时很多青年是从《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西行漫记》等书中了解延安的。有一位青年画家看过书后大吃一惊,原来世界上还有这么好的地方,官兵平等、军民平等,所以就一心想到延安去,并且辞掉了在上海一家银行的工作,经香港、广州、重庆和西安,辗转用了三个月的时间最终到达延安。”【15】

从1935到1945年,延安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数万名年轻知识分子,其中有北大出身的共产党员作家王实味。他在延安的所见让他有些失望,将其所感记在《野百合花》中:

“我并非平均主义者,但衣分三色,食分五等,却实在不见它必要与合理——尤其是在衣服问题上(笔者自己是所谓“干部服小厨房”阶层,葡萄并不酸),一切应该依合理与必要的原则来解决。如果一方面害病的同志喝不到一口面汤,青年学生一天只得到两餐稀粥(在问到是否吃得饱的时候,党员还得起模范作用回答:吃得饱!),另一方面有些颇为健康的“大人物”,作非常不必要不合理的“享受”,以致下对上感觉他们是异类,对他们不惟没有爱,而且——这是叫人想来不能不有些“不安”的。老是讲“爱”,讲“温暖”,也许是“小资产阶级感情作用”吧?听候批判。”

客观上说,王实味在文章中所写的物质条件的不平等并不是那样严重。几乎可以肯定,他在去延安之前见到过比这更严重的不平等。驱使他写出这样看起来小题大作的文字的原因很可能是他感到的虚伪:本来不平等,却要标榜为平等,并且容不得任何批评。这可以表述为上下级之间的话语权的不平等。

王在《野百合花》中的抱怨语气是朋友之间坦诚建议的口气,完全算不得恶毒,却为此横遭大祸。在随后的整风运动中,他被大规模批判,次年被逮捕,1947年被处决,是中共文字狱的第一个牺牲品。从王实味的下场来看,在延安存在的比“衣分三色”更根本的不平等是人与人之间的权利的极度不平等。

察觉到了同样的不平等的还有傅斯年。1945年,黄炎培、傅斯年等“民主人士”从国统区抵达延安考察。“與黃炎培稱延安之行「如坐春風」不同,傅斯年有著極為清醒的認識。他回來後曾與中央大學校長羅家倫幾次說過,延安的作風純粹是專制愚民,也就是反自由、反民主的作風。……羅家倫在回憶文章中還提到這樣一件事:當傅斯年與毛漫步到禮堂,看到密密層層、各地獻給毛的錦旗時,傅不無諷刺地說了一句:「堂哉皇哉!」毛有點察覺到,但並沒有回應。對於同行的民盟成員,傅斯年認為他們很沒有出息。他說,章伯鈞是由第三黨去歸宗,最無恥的是黃炎培,把毛送給他們的土織毛毯視為皇帝欽賜的陀羅經被一樣,大概是想把這當作護身符的。因此傅斯年十分看不起他們。”【16】

如果说“如坐春风” 的黄炎培在延安感受到的是革命家们努力打造新世界的一种朝气,傅斯年读出的则是一股杀气。在物质层面的相对平等的表面之下,傅看到的是个人权利之间的极度不平等。

中国共产党高坐庙堂后在华夏大地上不断掀起腥风血雨,而这样的的倾向早在其延安胚胎中就清晰可见。国共两党后来半个多世纪的演化史表明,比起物质层面的不平等,个人权利之间的不平等是更基本、更难以改变的不平等。

共产党对未来的美妙许诺、对组织成员个人自由的严密控制、惨烈的高层内斗等诸多表现与一个世纪之前的太平天国有种种相似之处。

广而言之,从太平天国、国民党到共产党,其组织结构都是高度的独裁专制;换句话说,组织成员之间存在着极度的不平等。它们之所以仍然能吸引大批向往平等的普通民众加入,有几个原因:

首先,普通民众对革命家有利用价值。洪秀全需要他们在清军阵地前冲锋陷阵、毛泽东需要他们来抢夺地主的田产。即使在中共掌权之后,政权仍然需要他们来搞运动,打倒各种各样的政权不喜欢的人。在原有的社会中,普通民众只是被盘剥、被践踏者。而在新势力的阵营中,他们被需要,所以被尊重。

其次,尊卑有别是中国人从小即被文化传统铭刻于心的价值。他们已经太习惯于这种关系,在上者的一点宽宏和慈悲就会让他们觉得平等的天堂已经降临人间,尽管他们之间的绝对权力关系没有丝毫改变。比如,黄炎培显然觉得让傅斯年不舒服的那些现象完全是在情理之中。实际上,与黄炎培一样,太平天国的普通士兵和农民也从来也没有妄想过他们会与他们的万岁、九千岁和各位王爷有平等的权利。黄炎培式的人是传统的产物,是绝大多数;来自统治者的一点好脸色就让他们“如坐春风”。傅斯年式的人是传统的叛逆,是极少数。

最后,普通民众的认识能力的局限让他们轻易相信了革命家对未来的平等世界的许诺。比如,作家萧军在延安曾多次与毛泽东深谈,向他指出共产党内部的问题。毛的回答极有技巧:“对于延安的一些不合理现象,毛泽东认为一时难以避免,‘现在苏联也不平等啊!有等级,有资产……’只有将来到了新社会‘那是真正的平等社会了……’‘那时候像我们这样人,就没有牛皮好吹了……大家全是一样……’”【17】描绘这样美景的毛自己从来没有亲身经历过任何真正的平等关系,他也不屑于那样的平等关系,但这并不妨碍他口若悬河地描绘一个与现实完全割断的幻景。而与现实完全割断也并不妨碍他的追随者们相信那个幻景在未来某个时刻会忽然从天上掉下来。

不愿意探究名词之下的实质内容是中国人传统悠久的思维习惯。学者韦政通指出:“……日子久了,对于礼和德本身的意义,根本已无人去管,只要遵照着名词去行事就是,结果真正主宰中国大多数人生活的,既非孔孟,亦非老庄,而是一堆名词。所以胡适说,认为我国没有宗教是不对的,我们有一个很伟大的宗教,就是名教 – 崇拜名词的宗教。”【18】正是名教崇拜的思维习惯让普通大众看不透革命家们的平等骗局。

不平等的现象在革命者的组织内部已经如此严重,就更不必想象组织之外的平民百姓和被革命对象能享受到任何平等的待遇。1960年代初,在高干子弟云集的北京十一学校(今101中),一位学生在日记中写:“老师来家访问,爸爸挺客气。实际上,老师和我爸爸相比,只不过是蚂蚁和大象的关系。”【19】这个孩子的认识当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他接触到的所有人的所有口头和肢体语言 – 包括他的父母、其下属和警卫人员、周围人的眼光 – 都在传递着同样的信息。他对此的感知明白无误。

可以把这段日记与中国一句经典俗语联系起来理解:“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古往今来,中国的政权都由“兵”来撑腰。控制了兵的自然是大象,而老师 – “秀才” – 是蚂蚁。

秀才的尴尬地位也说明,如果人与人之间是赤裸裸的权力关系,在其中不会有真相和真理的位置。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宣称:“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一个 “劣” 字的判决便把全中国上千万的农村中上层人士全部打入十八层地狱,将他们作为社会成员的基本权利一笔抹杀,无论对他们如何羞辱和踩踏都合乎天理。毛这样的态度预示了被贴上“土豪劣绅”标签的人们在他的党掌握政权之后将会遇到一场什么样的灭顶之灾。

5. 平等理想无法生根发芽的原因


看起来,虽然《天朝田亩制度》是普通大众可能想象到的世间最为平等的规则,它隐藏了一种极度的不平等:规则的制定者与领受者之间的权力、权利和意愿的不平等。任何反抗者只能听候“发起火来就会杀人”和“杀人不眨眼”的天国老爷们的处置。即使是分到了田地的农民同样与规则制定者不平等:他们虽然得到了利益,却失去了不服从的自由,言行稍有不慎就可能身首异处。并且,即使他们在当下得到了利益,而且完全温顺,但是由于不存在任何制衡那些规则制定者的权力的机制,他们最终很可能还会失去这些利益,或许失去的比当初得到的更多。

与经济状况的不平等一样,社会成员之间的权力也不可能达到完全平等。现代文明社会对此采用的办法是对权力进行制约。不仅宏观层面的所有权力,包括行政权力、立法和司法权力、军权、新闻舆论的权力等都被各种法规制约,微观层面的权力,如父母对孩子的权力、丈夫对妻子的权力等也被立法制约。家庭暴力可能会导致施暴者丢失抚养权,甚至下狱。权力被制约时,社会成员的个人权利便趋于平等。

洪秀全长大时耳濡目染的环境则是等级森严的极权社会,所以他的理想或许是其手下人之间平等,但对于他最为看重的东西:权力,他绝不认为手下人与他平等。他可以去均分地主的土地,但决不能容忍有人来均分他的权力。惨烈的“天京之变”情节曲折诡谲,而其不变的主题是一个:权力。

在太平天国中,规则制定者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普通大众的个人权利没有任何保障,没有人认为自己与他人平等的关系是一种于己于人有益的、值得尊重和维护的关系,所以任何平等的主张都只能是一个幻影。

再来看孙中山。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孫君是一位歷史上大人物,這是無論何人不能不公認的事實。……我對於孫君最不滿的一件事,是‘為目的而不擇手段’”。

至于是什么样的目的让孙使出打击异己、随意破坏民主程序、出卖国家利益等手段,历史学者张鸣的分析是,“他搞革命就是为了自己,想由自己掌权罢了,并不是真的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当时政治人物之间的冲突,就是在争夺权力,所以革命爆发之后,革命党自己反而打了起来,抢资源、地位,还老是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民主斗士和共和捍卫者。”【20】

一个值得讨论的细节是孙中山是不是“真的要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权力是他的最高目的,“救民众于水火之中”是他为此使用的手段之一。他还可以使出许多别的手段来达到同样的目的,比如做出“二次革命”那样的破坏民主制度的事,陷他的民众于水火之中。权力欲是孙的价值观中的如此自然的一部分,他浑然不觉他的所有“救民众于水火之中”的努力都是为了自己的权力。孙与民众的关系不是有独立人格的个人之间的平等关系,而孙也完全不感兴趣这样的平等关系。

中共的规则制定者与普通大众之间同样极度不平等。毛泽东或许会要求他手下的司令员和炊事员平等,但绝不认为这些人与他自己平等。他手下的干部们也绝不会认为村里的农民与自己平等。其结果是跟着中共闹革命的农民在暴力土改中得到了利益,却在随后的合作化运动中又把土地丢得一干二净,在大饥荒中数千万人成为饿殍。

从洪秀全到孙中山到毛泽东,这些领袖人物的人格有许多共同特征:多疑、不安、残忍。而在所有这些表现之下有一个共同的基本价值观:压倒一切的权力欲。

他们与历史上的枭雄们也一脉相承。刘邦见到秦始皇出巡的威仪,惊叹不已:“嗟乎,大丈夫当如此也!”皇帝的威风和权力是一代又一代的革命家的终极追求。

另一方面,领袖们之所以能在人群中脱颖而出,是因为他们的人格和价值观是普通大众的人格和价值观的极致,他们的话也是普通大众最想说的话,所以了解了领袖们的人格和价值观也就了解了普通大众的人格和价值观。普通大众渴望的平等社会并不是社会成员互相尊重、互相容忍、真正平等的社会,而是自己做“主”,别人做“臣”、做“劣绅”、尊严扫地、甚至连性命都贱如蝼蚁的社会。他们与其领袖们一样,心目中至高无上的价值只有一个:权力。

领袖们用平等的旗号来吸引追随者,而追随者们感到的“平等”只是因为他们对领袖们有利用价值。革命家与下层民众一拍即合的时代也就是中国血流成河的时代。

当血色终于褪去,革命家坐稳了金銮殿之后,他的政权与下层民众的关系也开始变质。在不经意之间,下层民众从合作伙伴变成了盘剥对象,他们的“平等”日子也就到头了。以太平天国为例,“在政权未确立之前,每遇富室巨家,必一扫而空,专虏城市,不劫乡民,以获得衣物,散给贫者,宣称将来一概免租三年。乡民大为所动,感其德惠。……等到政权确立,作风一变,乡间亦不能免,先于各乡张贴告示。令富者捐献资粮,贫者效力,限期将金银钱米鸡鸭茶菜之类齐解圣库或进贡公所,给予贡单(即收据)。一户不到,定将全家处死。”【3】

在当代,共产党治下的一些平民对毛时代的“平等”时光还念念不忘,但河水不可倒流,他们在政权眼里已经不再有利用价值。将来唯一可能让他们眼前一亮的是下一轮利用他们的野心家。

6. 自我意识的觉醒


在中国近代史上的每次大规模社会动荡中,社会改革者们都高举起平等的大旗,而每次尘埃落定之后都回归于同样不平等的社会。这样的宿命可以归因于两个断裂:

首先是理想与实践的断裂:因为现实世界中的极度不平等,不满现状的人们才分外思念理想世界中的平等。但是,他们的价值观早已被极度不平等的现实世界塑造成型,他们所有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都再也离不开一个基本动力:权力。权力关系是零和游戏,在其中只有统治和被统治、玩弄和被玩弄,没有和平共存、精神交流。他们被恐惧感和权力欲牢牢驾驭,所以现实世界中的平等关系对他们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的每日实践与想要达到的理想南辕北辙。

其次是自己与他人的断裂。在他们的平等愿景中,万人皆该平等,而我必须居于万人之上。众人皆是棋子,唯有我是棋士。

两个断裂是出于同一种认知障碍:缺乏自我意识。自我意识是能将自己请下神坛,把自己与他人同等看待、像观察他人一样观察自己、像诊断他人的问题一样诊断自己的问题的能力。具有自我意识的人能意识到这些问题:

(1)意识到自己与他人一样,都被传统强力塑造,都是充满缺点的凡人、都有不可遏止的权力欲。意识到自己不比别人的认知更有权威、自己的意愿不比别人的意愿更值得在世界上多占一席之地。

(2)意识到最难实现的平等不是他人之间的平等,而是自己与他人的平等。意识到现实世界中的平等关系于己于人都有益、也值得爱护。意识到自己与他人平等的世界比自己高人一等的世界更适合于所有人的居住。

(3)意识到他人对自己的威胁通常只是由于自己的不安全感,而自己苦苦奋斗的事业通常是被权力欲驱使。有能力质疑这些人生动力是否真能给自己带来平安和满足、是否合于自己的终极价值。

(4)能用真相和真理来修改自己的认知,而不是用自己的偏见来修改真相和真理。

对于没有自我意识的人,自己是世界的中心,其他人是自己的利用对象、竞争对手,自己与他人的平等关系也就无从谈起。自我意识的觉醒是人的心理成长的下一站,是人从心理儿童向心理成人的飞跃。

从大的尺度而言,中国人一次一次举起平等大旗,每次做的却是与平等背道而驰的事,这是由于整个中华民族缺乏自我意识,没有能力看清自己的行事逻辑之中的矛盾、没有能力思考自己在做的事是否符合自己的终极价值。

自我意识的觉醒是极难的事,因其原动力只能来自自己。任何来自外部的强力,包括法律、政权、枪杆子,都无助于事。对此唯一可能有帮助的外部力量是教育。如果一些社会改革者有了自我意识、开始懂得对自己和他人应用同样的标准,如果具有真正平等精神的组织在华夏大地上获得了生命力,这样的教育就可能开始,就会有越来越多的个人的自我意识的觉醒,最终导致一个民族的自我意识的觉醒。这将是一个极为缓慢、漫长的过程。

 

7. 参考文献



  1.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23卷。http://www.guoxue123.com/new/0001/tptgs/index.htm

  2.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1卷

  3. 郭廷以,“太平天国的极权统治”,收录于《近代中国的变局》,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7年

  4.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猛进书屋,1962年。18页

  5. 马克锋,“‘延安热’是怎样形成的——中国现代史上一次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从军运动”,http://www.sx-dj.gov.cn/ddsx/202108/20210506/47297.shtml

  6. 佚名,“追寻:毛泽东眼中的官兵平等!”, http://www.kunlunce.com/jczc/mzdsx/2018-08-17/127333.html

  7. 嵇伟,“分析:留恋毛泽东时代的情结渊源”,https://www.bbc.com/zhongwen/simp/china/2014/09/140908_maozedong_nostalgia

  8. 苏晓康,“专访:共产党何以成就当今;未来必将发生战乱?”https://www.rfa.org/mandarin/ytbdzhuantixilie/jiandang-bainian/xx-07012021183316.html

  9. 费正清 (Fairbank, J. K.),《费正清中国史》, 吉林出版集团 2015。286页

  10. 罗尔纲,《太平天国史》第42卷

  11. Spence, J. D., The Search for Modern China, 2nd Edition, W. W. Norton & Company, 1999. pg. 175

  12. 简又文,《太平天国全史》,猛进书屋,1962年。512页

  13. 袁伟时,“孙文在辛亥革命后第一个十年的迷误”,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5600-2.html

  14. 王柯,《民族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15年。46-47页

  15. 刘守华,“70年前爱国青年的延安之旅”,http://cpc.people.com.cn/GB/64162/64172/85037/85040/6677374.html

  16. 林輝:“國學大師傅斯年延安歸來說中共”,https://www.epochtimes.com/b5/11/4/17/n3230817.htm

  17. 萧象:“萧军在延安和毛泽东的过从与交往”,http://hx.cnd.org/2021/04/15/%E8%90%A7%E8%B1%A1%EF%BC%9A%E8%90%A7%E5%86%9B%E5%9C%A8%E5%BB%B6%E5%AE%89%E5%92%8C%E6%AF%9B%E6%B3%BD%E4%B8%9C%E7%9A%84%E8%BF%87%E4%BB%8E%E4%B8%8E%E4%BA%A4%E5%BE%80/

  18. 韦政通,《中国哲学思想批判》,水牛出版社,1968年。213页

  19. “北京101中老师:我所认识了解的中共高干子弟”,https://www.secretchina.com/news/gb/2008/09/26/264594.html

  20. 张鸣,“袁世凯死了,中国也跟着输了”,https://blog.creaders.net/u/3843/201407/185758.html